热播剧《清平乐》展现了宋仁宗时期人才济济的盛况，电视剧快接近尾声时，“三苏”才登场。1056年，苏洵送苏轼、苏辙兄弟入京应试，从四川出发，途经陕州渑池（今三门峡市渑池县），到东京汴梁（今河南省开封市）参加礼部会试，双双进士及第。1060年，经吏部铨选，苏辙被推荐任渑池县主簿，同时又被推荐参加制考，因备考没有到渑池上任。一年后，苏辙参加制考及第，走上仕途，在历史上留下了“一心为民、铁骨铮铮”的廉政形象。
为民请命 不依强权
苏辙参加制考时，制科的科目是“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”。其策论语言尖锐犀利，矛头指向稳坐江山30多年的仁宗，列出许多弊政：缺乏忧患意识，“无事则不忧，有事则大惧”；不会用人，“择贤否而任之；沉溺于声色犬马，不理政事，“坐朝不闻咨谟，便殿无所顾问”；宫中生活穷奢极欲，百姓生活愁苦，“赋敛繁重，百姓日以贫困”；“庆历新政”半途而废，未见实效……字里行间，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走上仕途后，苏辙经过社会的历练，日渐沉稳，但他直言不屈的风格没有改变，而且更加注重从民生的角度思考问题，批评时政更切中要害。
1067年，宋神宗继位，想增强国力，起用王安石变法。王安石实施的青苗法，就是民户在每年夏秋“两收”前，向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，于青黄不接之际得到救济；国家收取20%的利率，半年为期，可以增加国库收入。
这看似两全齐美的好事，苏辙却发现了其中的弊端，看似惠民、实则伤民，政府强迫百姓借贷，强行催还，“然出纳之际，吏缘为奸”，给一些贪官污吏可乘之机，建议改进“常平仓”法，国家在粮食贱时收购，贵时低价抛售，使商贾不能哄抬粮价，贫户得到切实的利益。史料记载，青苗法在实际执行中确实出现了很大的偏差：新法规定借户贫富搭配，富户不需要借贷却被地方官员强行摊派，贫户无力偿还连累富户变贫户，或者向富户借高利贷；一些地方官随意提高利息，额外增加繁多的名目进行勒索，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放高利贷，官府成了最大的债主，并未实现最初的富民目的。
虽然苏辙在新法实行前就发现了弊端，但王安石不听劝告，依然颁布实施。苏辙上书皇帝，言辞十分激烈，告诫执政者不要不顾老百姓死活，终因得罪王安石而被贬官。
1086年2月，苏辙任右司谏（负责规谏讽谕）。面对朝政混乱、吏治腐败、边防空虚的局面，苏辙从稳定政局、关心民生出发，积极履行谏官的职责，任谏官7个多月，上奏章多达74篇，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建议：在用人上，君王要亲君子，远小人；在民族关系上，主张恪守诚信，怀柔西夏，反对边将寻衅生事，避免引起更大的外族侵扰；在内政上，坚决反对全面废除新法，主张趋利避害，用其所长。
高太后及时采纳他的建议，对稳固时局起到了重要作用，1089年苏辙被任命为尚书右丞（相当于副宰相）。南宋何万在《苏文定公（苏辙）谥议》评价说：“元祐九年之间，朝廷尊，公路辟，忠贤相望，贵幸敛迹，边陲绥靖，百姓休息，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。”
为人不党 周而不比
北宋的朋党之争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。朋党之争使官僚系统转变成为了一个党派系统，普通官员通过寻找政治靠山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，形成了“无人莫做官”的局面。
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新旧党争尤甚，变法选用新党之人而排斥党派外优秀人才。1069年，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主要职能是筹划国家经济，改变旧法，制定新法。苏辙在此机构中任检详文字（相当于机要文书），如果依附顺从王安石，仕途一定会青云直上。但他从百姓利益出发，对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批评。
苏辙置身于党争之外，不依附新党也不依附旧党，不高攀王安石也不高攀司马光。他把国家的利益、民族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，拎着乌纱帽干事，不捂着乌纱帽做官。
1085年，年幼哲宗即位，高太后垂帘听政，罢免王安石新党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掌权后，要废除王安石的免役法，恢复差役法。苏辙认为，差役法废除快20年了，新法已经实行，废除新法，要有缓冲期，简单地废除，政府信用灭失，而百姓也经不起折腾。他建议，新法暂行到年底，其中好的措施保留，来年再实行差役法，并提前预告，让百姓有所准备。司马光想改变科举，另立新条例，苏辙请求来年的考试一切还照旧，然后讨论以后科举的条例也不算晚，但司马光不听劝告。
在人们眼中，苏辙谁都反对，其实他是就事论事，对问题的态度取决于他对事物本身对错的判断，而不局限于党派立场，体现了一个官员周而不比、群而不党的正直品格。
为官一方 造福百姓
苏辙不拉帮结派，为百姓直言而得罪新旧两党，被一贬再贬，先后在河南、安徽、江西等地任地方官，任职时间虽然较短，但他勤政务实，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政绩。
1084年12月，苏辙被贬赴任绩溪（今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）令，仅半年时间。但他以秉公办事、不贪钱财、仁义施民的西汉官员朱邑为榜样勉励自己，造福百姓。朝廷下令郡县供应战马，但江南不产马，别处县令强行加大赋税以代购战马，而苏辙深察百姓之苦，以“事忌太遽，徐为之备”为由消极拖延，最后不了了之，使绩溪百姓避免了加重赋税。
1094年4月，苏辙被贬到汝州上任，恰逢大旱，百姓恐慌。按风俗要向上天祈雨，苏辙亲撰祈雨文告，准备祈雨仪式。苏辙知道祈雨不能解决问题，但可以稳定民心，打算祈雨后，动员百姓引汝河水抗旱，进行生产自救。求雨前夜，普降大雨，旱情解除。老百姓把降雨归功于苏辙，但他将“未请而雨”的功劳给了前两任知州，将祈雨仪式改成谢雨仪式，撰写谢雨文，在到任的第5天举行了酬谢降雨仪式。他还在发展地方经济和保护文化遗产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。虽然任职不到百天，当他被罢免离开时，送别的百姓呜咽流涕，延绵数十里。
苏辙从小受孟子思想影响，关心民生问题，在一次次贬官之后仍能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政见，勤于政事，造福百姓。苏辙所为，既是忧国忧民的本性使然，也是一个官员方正刚直、廉洁从政、勤政为民的应有品格。（丁应晓）
相关阅读：
《清平乐》中的廉政人物｜晏殊：温柔多情的词人 刚正严谨的能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