尉氏县城小东门南侧的一抔土丘因魏晋时期“竹林七贤”之首的阮籍在此抚琴吟诗而得名“长啸台”。高台之上盘根错节的刺槐紧抱着贫瘠的黄土，显得苍凉而又极具韧性，折射出阮籍晚年含蓄隐晦的人生轨迹。

建安十五年（公元210年），阮籍出生于尉氏县阮庄一个书香门第。其父阮瑀系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高足，著名“建安七子”中的散文家和诗人。阮籍承袭了父亲天资聪慧的血统，却又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不幸：他3岁丧父，与母亲相依为命。

面对失怙不幸，阮籍在母亲的“鞠育劬（qú）劳，训督嘉勉”下，8岁便能熟练背诵名家诗词歌赋，挥毫草就文章。他曾在《咏怀》中自述：“昔年十四五，志尚好诗书，被褐怀珠玉，颜闵相与期。”以刻苦求知精神，很早就成名乡里。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闻阮籍“俊而淑悦，为志高”，欲将其招募门下。阮籍孤儿寡母栖居乡里，为生活所迫，能够在当朝谋得一官半职，养家糊口，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。可他自诩“皎皎者易污”，以自身“才疏学浅，出生卑微，难堪重任”为由，婉言拒绝了蒋济。

曹魏正始十年（公元249年），已届不惑之年的阮籍，因生活所迫，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。司马懿卒后，他又在司马师、司马昭兄弟帐下继续做从事中郎。嘉平六年 (254)，曹髦即帝位，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，大肆封官晋爵，阮籍被赐为“关内侯”、徙官散骑常侍。他目睹司马氏操刀弄权，废掉魏元帝，独霸朝纲，作为魏室旧臣，不愿奴颜侍奉西晋小朝廷，听说步兵衙门酒坊善酿白酒，自请充任步兵校尉一职，后人称之为“阮步兵”。

后来，厌倦了宫廷争斗的阮籍索性辞官归隐，却并不甘于封闭乡野，他浪迹天涯，遍访当朝名士，以酒会友。《晋书•嵇康传》载:“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、河内山涛、豫其流者河内向秀、沛国刘伶、籍兄子咸、琅琊王戎，遂为竹林之游，世所谓‘竹林七贤’也。”

遥想当年，饱读诗书的阮籍意气风发，性情豪爽，携侄儿阮咸出访，与嵇康、山涛、刘伶、向秀、王戎共聚一处，席地而坐，谈天说地，诗词歌赋，直抒胸臆，至兴起处，大瓮豪饮，肆意酣畅，醉卧旷野，方得人性最率真的一面。

啸台不过一抔黄土而已，却因名人而名。遥想那性情孤傲的阮籍，纵有旷世奇才，却生逢乱世，为藏其锋芒，结庐土台之巅，抱着“众人皆醒我独醉”的心态，喜也喝，怒亦饮，哀独醉，乐疯癫，或把酒临风，慷慨陈词，发思古之幽情；或“发言玄远，口不臧否人物”；或借酒浇愁，低吟浅唱，一番苍凉叹古今；或即兴乘一辆牛车，信车由缰而去，旷野穷途末路，幕天席地而眠，尽显“随其波而不浊其流”的孤傲个性。

阮籍的佯狂不羁，“惟其不自是”，终能全身而退。阮籍丧母，攀附于司马氏的嵇喜前来吊祭，他以白眼视之；随后，嵇喜之弟嵇康抱琴奔丧，阮籍即以青眼相待。如今想来，他那因看不惯世事而翻起的“青白眼”，竟蕴含了人生的大智慧。

阮籍的后半生大都是在啸台上度过的，流传于世的《阮步兵集》之五言律诗《咏怀》82首，多半于高台之上即兴而就。其中第31首：“战士食糟糠，贤者处蒿莱。歌舞曲未终，秦兵已复来……”深深表达出了阮籍作为亡国之臣的忧国忧民情怀。

纵观阮籍的《咏怀》诗，多采用比兴的手法，或借古讽今，或寓景于情，借景抒情，情景交融，其“隐晦曲折，悲愤哀怒”的独创风格，系“建安七子”以来第一人，开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境界，五言诗风为唐代诗人李白、杜甫之所用。

公元263年寒冬，从黄河故道席卷而来的季节风，一夜间冰封了蓬池。一个蓬头垢面的老者衣衫褴褛，怀抱酒瓮吃力爬上高台，头顶的枯树落光了叶子，尽显萧条的枝杈摩擦发出的声响，如断续传来的琴音戛然而止。阮籍卒于长啸台，享年54岁。

一代名士驾鹤西去，遗下啸台孤寂耸立，在经年累月的风剥雨蚀中见证着那段沧桑历史，同时也招引着后世的文人墨客步阮籍之后尘，慕名登临高台，发思古之幽情。（尉氏县纪委监委 睢建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