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论语》中的孔子形象，总是一副彬彬有礼极富修养的长者面孔，“循循善诱，诲人不倦”。实则也有严厉斥责乃至破口大骂的时候，一句“乡愿，德之贼也”，足以警示世人，也为从政者立下了要始终坚守信仰、勇于担当的“规矩”！

何谓“乡愿”？孟子的解读是，“非之无举也，刺之无刺也，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洁，众皆悦之，自以为是。”这类人，非忠信而似忠信，非廉洁而似廉洁，他们和颓靡的习俗、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、沆瀣一气，“阉然媚于世”，正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“似而非者”。一言以蔽之，老好人是也。

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”孔子是宁可追随“狂者”“狷者”的脚步，也绝不与“乡愿”为伍。可知“乡愿”与真正的“中庸”之道，“风马牛不相及”。大事难事看担当。老好人也绝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应当扮演的角色。辨是非、行大道、利天下，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含糊，遇事绝不逃避推卸责任，实在是从政者最需具备的品格之一。

北宋庆历年间，范仲淹甫任参知政事，即以澄清吏治为重点推行新政。面对“冗官冗吏”，他敢动真格，不怕得罪人，在翻阅各路监司簿册时，凡遇“不才”姓名，“一笔勾之”。同僚富弼劝阻他说:“十二丈（指仲淹）则是一笔，焉知一家哭矣!”仲淹却说:“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!”遂悉罢之。以“不才”官吏一家之“哭”，而换取一路百姓之不“哭”，究竟孰轻孰重，范仲淹掂量得出来。

胡耀邦同志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，严肃指出要用“最大的决心、最大的毅力、最大的韧性”，狠狠抓贪污腐败、以权谋私这件事。耀邦同志说，抓这件事不能讨好，不能怕得罪人。古话说，宁可一家哭，不可一路哭，反贪污腐败，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，不可得罪十亿人。他还作《饮酒歌》一诗，讽刺公款吃喝风气，并以“滚他妈的蛋，为政在清廉”结尾。这种敢于担当、公道正派的品格风范值得永远学习。

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笔账，习近平总书记是这么算的。“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重，有关责任人装糊涂、当好人，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！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，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，二者不可兼得。”“反腐败、抓腐败分子，是个得罪人的事儿。可是，我们得算清楚，是怕得罪这些腐败分子呢，还是怕得罪十三亿人民？如果放过了腐败分子，那就是得罪了全体人民，没有了人民支持，共产党还怎么执政，还当什么领导干部？”总书记算的是“大账”，算的是“政治账”，更是“民心账”。

党心民心输不起！政之所兴在顺民心，“去民之患，如除腹心之疾”，失掉民众，必将万劫不复。我们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得民心？靠的就是廉洁奉公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对于党员干部来说，没有终生廉洁、终生为民的鸿鹄之志，期待飞得持久、“扶摇直上”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、竹篮打水，终究是一场空。

老好人当不得！纪检监察干部在执纪监督、审查调查时，不妨借鉴一下曾国藩的治军之道，“用霹雳手段，显菩萨心肠”，在以“恶”对事的同时，饱含以善对人的情怀。既然选择了纪检监察事业，就要敢于当包公不当老好人，当战士不当绅士，就要不能怕被人“厌恶”，甚至还要敢于当“恶”人。这种“恶”就是拉下脸、狠下心惩治违纪的人。

尤其是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、真正落实把纪律挺在前面，受到处分的人还要时时见到，这些人有可能会产生“厌恶”心理或抵触情绪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考验人，考校着每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的正义与良心、道德与操守、责任与担当。如果对违纪行为听而不闻、视而不见，对存在的问题藏着、掖着、捂着、哄着；如果奉行“好人主义”，一味明哲保身、爱惜羽毛；如果对违法乱纪之人不打击惩处，反而袒护包庇，搞“假慈悲”、法外施恩；那自然是不会“得罪”人的。这样做的结果，虽然换得了少数人的“心安”，但必将失去党和人民的信任！

“一心可以兴邦，一心可以丧邦，只在公私之间尔。”政治生活中的老好人思想，归根结底仍是私心观念作怪。己身不正，焉敢正人？韩非曾把危害国家的五种人比作“邦之蠹也”，并认为“不除此五蠹之民，不养耿介之士，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，削灭之朝，亦勿怪矣”。然则所谓老好人者，岂非清廉政治之“蠹”邪？(省纪委监察委组织部 李建)